虎口余生
一九二七年秋，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季节里，从长江到湘江，从城市到乡村，白色恐怖达到了极点。那些自称是三民主义信徒的将军们，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掉一人”的屠刀，曾经是大革命中心地区的湖南农村，土豪劣绅、乡匪民团又耀武扬威了。一时间，几乎天天都能听到共产党人及“嫌疑分子”被枪决处死的噩耗。
八月七日，在瞿秋白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批判并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随后，武装起义和农民暴动便构成了中共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
三十四岁的中共中央委员毛泽东和许多在国民党内任过高职的中共领导人一样，也离开了一度是国民革命大本营的武汉，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被派往长沙去领导那里的革命斗争。
九月初，毛泽东受中共湖南省委委托来到湘东赣西发动群众，组织起义军。他在安源张家湾的一个军事会议上决定举行“秋收起义”后，便去两湖农民总指挥部所在地铜鼓县城亲自指挥第三团起义。毛泽东化装成安源煤矿采购员张先生，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又名彭清泉）护送，向导是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地下党员易子义，化名易绍钦。
晓星隐没，曙光待升。三人迎着清凉湿润的秋风，悄悄离开了安源城。易子义挑着货担哼着小调走在前面，毛泽东和潘心源在后面跟行。他们披星戴月，日夜兼程，避开行人较多的大道，绕过敌兵把守的萍乡，进入了峰峦起伏的万载山区。
由于不歇不停的长途跋涉，毛泽东的脚上打了很多血泡，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疼痛难忍。易子义看毛泽东行走困难，便雇来一顶轿子让他坐上。一天晚上，他们到达张家坊。
张家坊地处浏阳、铜鼓两县边界，为湘赣两省交通要冲。这里关卡盘查严密，流动哨随处可见。毛泽东觉得情况复杂，不宜贸然过境，便决定在附近一家客栈暂时住下来。
第二天一早，三人一边吃饭，一边商量过境之事。突然门外传来“汪汪”的狗叫，接着便是一阵吵闹声。
“干么子呀？”毛泽东问店老板。
“挨户团在挨家挨户抓人哩，遇到生人就说是过激党，也不晓得哪来的这么多过激党, 三天两头闹腾一回，烦死人啦！”老板说完，无可奈何地晃了晃脑袋，就像摇拨浪鼓。
易子义大吃一惊，赶紧贴近毛泽东耳边小声说：“起义要靠你来领导，必须保证你的安全，我俩掩护你，你赶快走！”
“来不及啦！要沉住气，遇事不能慌张。”毛泽东略作思忖，接着又大声说，“咱们生意人怕什么？照常吃饭。”
话音未落，三个手持梭镖的团丁气势汹汹地闯进屋来，其中一个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是哪儿人，来这里干什么？”
潘心源知道毛泽东讲的是湘潭话，怕因此惹出麻烦，便抢先一步用本地话答道：“老总，我们是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吃完饭准备去铜鼓采购夏布、桐油。都是乡里乡亲的，请多关照。”
“你少来这一套，就是天王老子，也得检查！”那团丁傲慢不逊。
潘心源见他们要动手搜身，赶紧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面带微笑说：“这是我们矿上的证明信。”
这一招果然奏效，那团丁接过纸条，反复看了两遍，未见破绽，盘问一番后，又往铺上看了看，就出门走了。
毛泽东放下碗筷，正要起身上路，没想到团丁中的两个人去而复返，他们指手画脚地说：“看你们几个不像是矿工，还是跟我们到团防局走一趟吧！”
潘心源刚刚松弛下来的神经又绷紧了，他沉下脸来大声问道：“不是检查过了么，怎么又来烦人呀！”
其中一个团丁厉声喝道：“别废话，这又不是做买卖，还讲什么价钱，要是惹怒了老子，只能用绳子绑着你们走。”
毛泽东看了一眼油盐不浸的团丁，觉得弄僵了反而不好办，便给潘心源两人使了个眼色，然后客客气气地说：“好吧，走就走一趟，无非是耽误一些时间。”
三人走出客栈一看，民团已经抓了一大群人，尽是一些小商小贩和走亲串友的平民百姓，他们被视为“共产党嫌疑”犯用绳子捆绑着，要押往离此地不远的团防局去处决。
一个团丁拿来绳子要捆绑毛泽东三人，另一个团丁摆了摆手，满不在乎地说：“别费事了，他们有安源煤矿的证明信，都是生意人，我看就算了吧！”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被捕，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国民党的地主民团并不知道他们所抓的“共产党嫌疑犯”中还有毛泽东这样一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倘若知道这位长发盖耳、两颊瘦削的年轻人就是国民党正在通缉的毛泽东，他们肯定会迫不及待地交上去邀功请赏。
十来个衣衫不整的团丁前后左右紧紧地跟着“共产党嫌疑犯”，寸步不离。他们把有证明信的毛泽东三人作为特殊的“嫌疑犯”，放在这一串人的后面走，不过也同样有梭镖抵着脊梁骨。所有的人都被脱去了鞋子，据当地传说，赤脚的人被处死后他们将无法再从阴曹地府回来报复。
刚上路时，团丁们盯得很紧，生怕“犯人”逃掉。走了一会儿后，他们便开始抽烟、聊天，甚至打逗取闹，渐渐放松了对“犯人”的警戒。
毛泽东深知这一去凶多吉少，一旦牺牲，起义计划将无法按时施行。他边走边想脱身之策，决定用贿赂团丁的办法死里逃生。于是，快步走近潘心源，低声问道：“钱好拿吗？”
潘心源摇了摇头：“捆在里面了，一下子拿不出来。”
“那就算了！”毛泽东向他点了点头。
其实，毛泽东身上有些钱，他这样问无非是想通报一下要“逃”的信息。
毛泽东放慢脚步拖在队尾，潘心源和易子义见状，赶紧走快些，故意把队伍拉成两节，让毛泽东落在后头。团丁不停地催促毛泽东加快步伐，跟上队伍。
“老哥，我脚痛，可能是扭着筋了。”毛泽东一瘸一拐地走着，就像得道成仙的铁拐李。
团丁瞪起眼珠子：“嗬！照你这么说，我还得派个轿子来抬你不成？”
“看你说到哪儿去了，我是说快不起来，我忍着痛尽量跟着走就是了。”毛泽东说完，用脚踢了一块石子，晃动一下身子，故意使口袋里的银元和铜板发出响声来。
果然不出所料，团丁听到硬币碰撞时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后，顿时睁大了眼睛，并死死盯着毛泽东装钱的口袋。
毛泽东趁机侧过身去问团丁：“老哥贵姓，府上哪儿，生活可好？”
团丁朝前面瞅了一眼，怒气全消，和颜悦色地说：“姓黄，湘潭人，上有父母，下有妻小，全靠我卖命挣几块钱过活……”
“哦，咱们还是同乡呢！”毛泽东挨紧团丁并排走着，等同行的民团队长走过去，便从口袋里抓出两块银元塞到团丁手里，轻声说，“黄大哥，莫要嫌弃，拿去买碗茶喝。”
团丁接过钱并迅速藏在贴身的衣袋里，然后装作没事的样子继续和毛泽东聊天。又走了一段路，来到一边是山林，一边是稻田的弯路上，毛泽东有意问团丁：“黄大哥，到总部还有多远？”
“不远了，很快就到。”团丁朝山林方向一努嘴，示意毛泽东可以往那边跑了。
毛泽东会意地点了一下头，转身刚要跑，不巧被旁边的一个歪嘴团丁看见了，他跑过来喝道：“你想干什么？”
毛泽东从口袋里又掏出一块银元递过去，小声说：“就这一点了，再也没有啦！”
歪嘴团丁毫不客气地接过钱，三步并作两步往前走。机不可失，毛泽东赶紧往回走几步，抓一把铜板撒在路面上，转身就钻进了树林里。
直到看不见毛泽东的人影了，那个姓黄的团丁才装模作样地大喊大叫：“跑了一个，跑了一个！往后边跑了，快追呀！”
团丁们闻声转过身来往后追，见到路上散落的铜板，更相信有人往后边逃去了。此时，潘心源大声嚷道：“你们光天化日之下到处抓人，搞啥名堂，我要到吴县长那里去告你们！”
团丁们被潘心源这一突如其来的吼声怔住了，一个个发起呆来。说时迟，那时快，易子义趁机拔腿朝稻田方向跑去，以掩护已经跑进山林里的毛泽东。
这一招真灵，只见民团队长手持土枪，口吹哨子，命令两个团丁留在路上看守，其余的人都跟他去追捕易子义。
潘心源看见仍有两个团丁朝树林方向追去，心里焦急万分，便提高嗓门喊起来：“弟兄们，我们不能白白去送死，赶快跑啊！”
队伍顿时乱成一团，无辜抓来的人一哄而散。民团队长指着易子义、潘心源大声喊道：“这二人是共党分子，快给我抓，不要让他们跑了。”
不一会儿，潘心源、易子义被抓回来了，团丁们用绳子把他们捆住，交给两个团丁看管，其余的人继续上山搜寻“共党头子”。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追寻。
这是毛泽东九年后在陕北保安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很细致地描述了他死里逃生的具体情节和当时的心态。
团丁们摆开“一”字横队往山上搜去，甚至搜过了山岗。他们被折腾得又饥又渴，疲惫不堪，有几个团丁还骂起娘来。天近黄昏，民团队长吹响了哨子，命令停止搜寻，团丁们这才撤下山去。
毛泽东待团丁离开山坳，就从水塘草丛中悄悄走出来。死神暂时躲开了，但危险依然存在。为避免暴露目标，毛泽东在脚上涂满泥巴，打扮成刚从田里劳动回来的农民，然后开始从山沟里往上爬，翻过一道山岭，又往山下走去。
太阳已经落山，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毛泽东低头打量一下自己：光着两只脚，满身都是泥，衣服也被扯烂了。由于没有鞋，脚掌被戳破了，鲜血直流，像针扎的一样痛。他坐在路旁的石头上发起愁来，惊恐过后，感到又饥又累。
天无绝人之路。只见一个樵夫从山坞里挑着一担柴呼哧呼哧地向这里走来，毛泽东像遇到了救星，急忙站起来打招呼：“喂！这里离铜鼓还有多远？”
“你怎么走到这山坞里来啦，这就是铜鼓的地盘喽！”樵夫放下担子，走近毛泽东。
“最近总是有枪响，打仗哩！”毛泽东在绕山绕水地寻找话题。
“打什么仗呀？”樵夫不解地问。
“是农民协会和民团在打。”毛泽东用手比画着。
“农民协会好啊！我们农民都赞成搞农民协会。”樵夫停了一下，接着说，“只是有一点不好，农民协会不该打菩萨。”
毛泽东见樵夫也支持农民协会，便兴奋地说：“不错，我也是反对打菩萨的。我就是农民协会的委员长，今天下面喊捉人就是在抓我。老哥，能帮我一把吗？”
樵夫把毛泽东从头到脚打量一番，感觉不像是坏人，便朝山口指着说：“前面冒烟的地方就是我住的村子，我挑着柴走你兴许跟不上，你就沿这条路慢慢往前走，我把柴挑到家就回来接你。”
毛泽东双手抱拳，连声说：“谢谢老哥，谢谢老哥。”
樵夫挑柴起步，又加一句：“你放心好了，我们村子很僻静，不是民团出没的地方。”
第二天一早，这位樵夫给毛泽东带路，来到一个叫“交车岭”的三岔路口，樵夫用手指着前方说：“这条路通往铜鼓县城，翻过那座山就是排埠，从排埠到县城只有二十来里路。铜鼓这边查得不严，一般不会有事的。”说完就要返回。
“大哥，我还不知道您的尊姓大名，请问……”毛泽东抓住樵夫的手不放。
樵夫笑而不语，用手拍了拍毛泽东的肩膀，转身走了。
毛泽东头顶烈日，脚踏热浪，继续往前赶路。在离铜鼓县城不远的地方，突然出现平江工农义勇队的几个战士，他们用枪拦住毛泽东：“站住！干什么的？”
“和你们一样，搞暴动来啦！”毛泽东笑着回答。
“有介绍信吗？”
“介绍信被民团没收了。”
“没有介绍信，只好委屈你一下了。”他们用黑布把这个“可疑分子”的眼睛严严实实地蒙了起来。
这一天是中秋节，第三团的官兵们正在准备出师壮行的酒宴。毛泽东被押到团部所在地萧家祠堂，端坐于太师椅上的义勇队大队长陈知峰，像衙门老爷升堂断案一样大声喝问：“你是哪一个？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是毛泽东……”
陈知峰闻声一振，赶快叫队员解开蒙眼的黑布，仔细一看，果然是毛泽东。他赶紧上前握住毛泽东的手，非常内疚地说，“唉呀呀，搞错了，搞错了！这是我们的毛委员啊！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
“你的部下警惕性还是蛮高的嘛！”毛泽东用手揉了揉眼睛，“知峰啊，你可不知道，我这可是第二次当‘在押犯’了，一路上吃尽了苦头，身上只剩下两个铜板了，要是再找不到你们，就只好去讨饭了。”
毛泽东在铜鼓县城找到三团的张启龙、彭商仁等负责同志，立即召开排以上干部大会，传达张家湾军事会议的决议和举行秋收起义的部署，宣布把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向浏阳进发。
九月九日清晨，旭日东升，霞光万丈， 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震惊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按既定计划爆发了。毛泽东看到工农革命军兵分三路向平江、浏阳、萍乡推进，他的心情异常激动，奋笔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
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